北京大学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堂,但仍保留前清老爷式的作风。上课铃响时,当差便来“请老爷上课”。一些有钱的学生,打麻将,喝花酒,捧名角,只想混张毕业文凭,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。至于那些被称为“中堂”或“大人”的学监及教员,不学无术滥芋充数者,比比皆是。
蔡元培担任校长后,立即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:那些学术水平低下、教学态度恶劣的原有中外教员一律被解聘;聘请全国一流的专家、学者任教授与讲师;教授年轻化,绝大多数都在30岁左右,最年轻的仅24岁;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,聘请教员只问学问、能力,不问思想、派别。他既聘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、李大钊,也请筹安会的刘师培,复辟派的辜鸿铭;既聘主张白话文的胡适,也请反对白话文的黄侃;既聘“只手打孔家店”的吴虞,也请坚持尊孔复古的陈汉章。
胡适进北大时年仅27岁,风华正茂,人称“胡博士”。当时胡适以讲中国哲学史最为有名。此前讲这门课的教师是人称“两脚书柜”的陈汉章,他讲一年哲学史,只讲了个三皇五帝。胡适另起炉灶,按照自己研究的体系,从《诗经》讲起。这个变动引起北大师生的震惊和议论,反对声嘲笑声四起。一位先生拿着胡适的讲义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讥笑说: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大纲,说中国哲学史大纲,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?但胡适的另起炉灶,得到了蔡元培的全力支持,并给予高度评价。
与时代进步思潮格格不入的辜鸿铭,辛亥革命后表示效忠清王朝,其身后拖着的大辫子即是标志。五四时期,辜氏公开反对“文学革命”,力主尊孔读经。他甚至反对维新派力倡的“不缠足”运动,认定缠足与审美观念、卫生原理相吻合,说女子应深处闺中,脚的发达不发达,是无所谓的。
但蔡元培看到的是辜氏之所长。辜精通英、德、法及希腊文,对英国文学尤有研究。蔡元培请辜在北大讲《英诗》,正是展其长才。
刘师培个人的污点颇多:江浙革命党人策划起义时,他向端方告密;投靠袁世凯,先后被任命为公府咨议、署理参政院参政;在袁世凯的默许下成立“筹安会”,成为“筹安会六君子”之一。但蔡元培爱其才,在刘师培处境极端狼狈的情况下,力排众议,聘他为教授。
刘师培对蔡先生的知遇之恩理应感激不尽,但实际并不如此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,刘师培再次充当反对派的首领,纠合北大部分师生,创办《国故》月刊与《新潮》杂志对抗。刘的这一举动,受到新派教授的尖锐批评,鲁迅称他的刊物为“国粹屁报”。
对蔡元陪一直心存感激之情的梁漱溟说,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,更且能培养许多人。